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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泽民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余泽民,北京人,现居布达佩斯。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,后在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研究生。90年代赴匈牙利闯荡,从事过医生、教师、翻译、编剧、记者、编辑、插图画家等多种职业。著有《匈牙利舞曲》、长篇小说《狭窄的天光》、文化专著《咖啡馆里看欧洲》和散文集《欧洲的另一种色彩》等。翻译诺贝尔奖得主凯尔泰斯《英国旗》等,艾斯特哈兹《赫拉巴尔之书》《一个女人》等。多部作品发表于《当代》《十月》等杂志,《小说月报》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等,主持《小说界》“外国新小说家”栏目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北京作家协会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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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和我  

2009-08-25 14:47:58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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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是什么?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提问,回答自然也难以简单。

在我的孩提时代,与它有关的形容词是“神圣”、“伟大”,与它相连的动词是“热爱”和“歌唱”。71年,我在幼儿园上全托。一天早上,我正小心翼翼地蹲在对我来说显得过宽的茅坑上使劲,一个跟我要好的日托小朋友凑过来告诉我:“林彪摔死了。”林彪的死,让我对“中国”有了疆土概念,第一次知道:中国之外还有他国。

再长大些,听说了“珍宝岛事件”和“西沙保卫战”,学会了“坚决保卫”、“誓死捍卫”之类的彪悍字眼,“中国”随之变得具体,可以被侵犯,需要被防守,就像我们世俗的家。

上小学时,我很受班主任李老师的偏爱。她年过半百,头发花白,镜片后的肉眼泡被放大得可怕,嘴唇不厚,总是抿着,腮肉松赘,嗓音粗哑,总穿一身蓝中山装。尽管我的作文在全班最好,但她还是常给我“开小灶”。记得有一次她告诉我:“要学会观察生活,并从生活小事中发掘意义。”接着打了一个比方,“就拿早晨在公园里锻炼的老人来说,你看到他们时会想到些什么?”

“如果你在解放前看到他们锻炼,你会想到什么?如果你在解放后看到他们锻炼,你又会想到什么?”她接着进一步启发我。我被问住了,因为我脑子里除了“锻炼身体,保卫祖国;锻炼身体,建设祖国”的口号之外想不起别的。

“你看,要想写好一篇作文,最重要的不是描述,而是立意,立意越深刻越好。”李老师耐心地给我讲解,“老人们在解放前锻炼身体,是为了和压迫者做斗争,推翻旧中国,他们在解放后锻炼身体,是为了健康长寿,建设新中国。”

当时,我激动得好像得到了真传秘笈,从此我能把自己和别人同样看到的东西,拔到别人拔不到的高度。换个积极的角度来想,李老师多少启发了我的独立思考,哪怕得到的结论是滑稽的。更重要的是,她的讲述为我对“中国”的概念增添了一条时间的坐标。对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而言,“新”“旧”的划分虽然狭隘,但毕竟也是历史的眼光。如果那时问我:“中国是什么?”我会理直气壮地回答:“中国就是新中国”。

76年我大哭过两场。一次是周总理去世,老师带我们到天安门献花圈,回家后爸爸让我用热水泡手,我一边泡一边哇哇大哭,因为在雪地里冻了一天,我的手又红又肿,疼得钻心。另一次哭是去大会堂向毛主席的遗体告别。天还没亮,我被带到少年宫集合,然后跟各校代表一起排着队朝广场走去。苦等了半天,我们终于跟着缓缓的人流走进吊唁大厅,还没等我看到什么,哀乐就在我头上猛击了一棒,我心里一拧,跟所有人哭了起来。

接下来是震荡和狂飙,《大众电影》的封底上出现了灰姑娘与王子接吻的剧照,《读者文摘》的封面上出现了蒙娜丽莎,我热衷于收集美术挂历,迷上了童话般的西洋风景:巴黎的铁塔,纽约的女神,悉尼的剧院,比萨的斜塔……我听说的国名越来越多,关于“中国”的概念也逐渐客观,由于有了他国的参照,中国被还原到地球上的一部分。中国是什么?中国是地球上的一片国度,世界诸国的一份子。

上大学后,所有的同学都考托福,出国成了时髦的目标。爱国主义教育也逐渐转型,不再灌输夜郎自大,不再宣扬绝对父权,“儿不嫌母丑,子不嫌家贫”,中国的母性,温暖煽情。即使这样,我还是跟许多同龄人一样,满怀憧憬地离开了她。91年晚秋,我登上了开往东欧的东方列车,车轮轰隆滚动的刹那,我伏在窗上泪流满面。去国的心情格外复杂,当列车驶出二连海关,我心里萌生出“离家”的悲壮。

其实,离开并不意味着抛弃,出走并不意味着没有眷恋。那时候,我出国的目的非常简单,只是想趁着年轻,一个人光着脚去世界上走走。人都是这样,只有在失去之后才知道珍惜,只有在离开之后才知道怀恋。许多的出国者都有同感:如果说出国前的爱国是被灌输的话,那么出国后的爱国则是自然萌发。从某种角度讲,人在国外要比在国内更爱国,原因很简单:人在国内,“中国”是所有人的共有身份,极少呈现于个体意识;出国之后,“中国”变成了个体身份,写在你的护照里,标在你的面孔上,流在你的血脉中,时时刻刻提醒着你。

出国后给家里写信,每次都要用拼音在信封上注明“中国,北京”;出国后和家里通话,每次都要拨打0086;外出旅行,口袋里总揣着中国护照;与陌生人相识,先要告诉对方“我是中国人”;跟老朋友聊天,总要回答许多稀奇古怪的关于中国或中文的问题……我若在国内听到一则揭露时弊的新闻,很可能会愤世嫉俗地跟着抱怨;而在国外,尤其是在外国人面前,一旦听到对中国的批评,都会下意识地据理力争,为中国辩解,辩解的同时,强化了自己对它的情感。如在国内,我绝不会热衷于政治话题,可一旦出国,我会变得情绪激奋,敏感易伤,会为芝麻大的小事喋喋不休,义愤填膺,会对自己的祖国抱着超乎寻常的理解力和宽容心,会为人家对中国的信口赞叹或批评而情绪波动,欣喜或感伤。

在匈牙利,我当过医生,传播中医的玄妙;我当过老师,教当地人汉语和书法;我画过插图,线条里总带着东方的情调;我爱炒菜,喜欢在朋友聚会时露一小手;我爱聊天,经常跟朋友聊出国前的故事和回国后的见闻,尽管我并不喜欢替代四合院了的摩天大厦,不喜欢上海老城被高架桥分割的天空;97年我拍过电影,片名就叫《有一个中国人》。生活在国外,中国对我来说变得真实而具体。中国是什么?中国是一个令欧洲人膜拜的文明古国,是一个让全世界震惊的东方雄狮;中国是老子庄子墨子孔子,是诗书礼仪,《论语》和《易经》;中国是龙是凤是瓷器是丝绸,是李小龙的功夫和成龙的电影;尤其对我来说,中国是我的家乡,我的祖先,我的父母,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,我读小学的顺城街小庙,我读中学的按院胡同,还有大学校园里的青涩记忆;中国是我住过京城和大四合院,是雨后能够望见西山的胡同东口,是大门道的门闩、门墩和上马石,是大杂院附近的早点铺、天义城、小五金厂和工商联大院,是春天的蝴蝶、夏天的蜻蜓、秋天的蟋蟀和冬天的爆竹,是我爱吃的话梅糖和外婆爱喝的青梅酒,是前院的瘸子和中院的疯子,是要跑五六趟才能上成的公共厕所,是住在厕所旁边总骂闺女是“臭茅房”“大烟囱”的徐家婆娘,是在上访时曾做过我家保姆的齐白石的孙媳,是小时候经常照看我和弟弟的冯奶奶,冯奶奶是解放初期参加扫盲的家庭妇女,没事就坐在小板凳上在院子里头念报纸,我记得很清楚,她有一次把“永垂不朽”念成了“永朽不垂”……中国是什么?中国是我的身份、我的血缘、我的语言、我的文字、我的文化、我的秉性、我的品质、我的年龄、我的属相、我的星座、我的性情、我的善良、我的才智、我的狭隘、我的局限、我的弱点、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、我的同胞、我的相貌、我的体质、我的身材、我的性感、我的欲望、我的魅力、我的丑陋、我的过去、我的今天、我的激情、我的失落、我的愤青、我的敏感、我的鲁莽、我的固执、我的自信、我的高傲、我的存在和我的价值,中国是我的经历、我的命运、我的转折、我的幸运与不幸,以及沉淀在我记忆中的琐碎记忆。无论客观还是主观,中国都与我的命运息息相关,形影不离。中国是我身上打着的永久烙印和产品标签,无论有意还是无意,都从我身上散发着中国属性的特殊信息。我不仅用中文写作,介绍中国哲学,还将外国作家的作品翻译成中文,至少在匈牙利,我是代表中国文化的文学使者,在当地人眼里—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:中国即我,我即中国。

柏林,凯宾斯基酒店。我和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坐在大堂的咖啡厅里,老人捧着我翻译的四部中文版作品兴奋不已,听我讲翻译过程中的内心感受和作品出版后中国读者的反响,听我介绍当代中国文学,听我描述今日中国的巨大变化。他不停地点头,微笑,并遗憾地说:要不是病魔缠身,他很想去中国亲眼看看,很想跟中国读者面对面交谈。我还没来得及请他签字,老人先从桌上抽出我翻译的《船夫日记》递给我说:“请你给我写一句话,我要好好保存它。”我怔怔地望着他,感动得无言以对,这是伟人的平易与谦恭。我在扉页上用中文写道:“感谢您为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的堕落作证。”我将这句话翻译给他,老人连声说:“写的好,写的很好。”

之后,凯尔泰斯为我签字,但过了一会儿,他忽然想起了什么,把我手里的书要回去,重新拿起笔,在自己的签名下认认真真地补写了一行:“2007,8,16。柏林。”

他再三叮嘱我说,如果我在翻译中遇到问题,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他。“谢谢你给了我们一段这样美好的时光!”凯尔泰斯说着握住我的手。我再次被老人的真情打动。要知道,我与凯尔泰斯会面,竟是老人先开口感谢我!我觉得自己的嘴好苯好拙,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惊诧与幸福。几乎同时,我们都从咖啡桌边站起,情不自禁地紧紧拥抱。

走出饭店,走到街口,我和凯尔泰斯夫妇合了个影。老人认真地问:“看看,照的好吗?不好的话,再照一张。”

过了马路,我们再次吻别,老人又一次将我搂在怀里,拍着我的背用慈父般的语调告诉我:“你知道吗?翻译我作品的人,就是我的亲人。”亲人,我和凯尔泰斯是亲人!我感谢中文和我的中国身份,让我能与伟大的匈牙利作家成为亲人!

我有一位匈牙利好友,他在人前总爱这样介绍我:“这是凯尔泰斯的中国声音。”我很喜欢这个说法,它让我自豪地感到:我不仅拥有中国的属性,而且能够通过语言把这种属性像输血一样地注射到欧洲人的血脉中。

说来说去,中国到底是什么?

中国是我,是我的身份和我代表的文化,是我通过文化所传播的血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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